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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于是，一份措辞严谨但指向明确的内部报告被整理出来，核心内容便是：

    “赵振国同志在日期间组织纪律涣散，频繁无正当理由外出，行为表现引人疑窦，在团内已造成不良影响。为严肃纪律、维护代表团整体形象，建议对其进行严肃的批评教育，并严格限制其非公务外出。”

    这份报告，被郑重地递交到了代表团团长面前。

    当老人从秘书手中接过这份报告，戴上老花镜，仔细阅读上面的内容时，他那饱经风霜、见惯了大风大浪的脸上，也难得地掠过了一丝细微的讶异和沉吟。

    他放下报告，手指无意识地在光滑的桌面轻轻敲击着。

    他确实默许甚至期待赵振国能在规则之内，为国家的现代化“趟出点新路子”，也清楚这小子绝不是个安分守己的主儿。

    但他确实没想到，赵振国这种在他看来带有明确目的性的“活跃”，在代表团内部相当一部分同志眼中，竟然会被解读成如此不堪的“鬼混”和“纪律涣散”，甚至引发了关于“风月场所”的恶劣猜想。

    这让他意识到两件事：

    第一，赵振国的行事风格确实太过扎眼，与当前环境下对出国人员的行为期待严重不符；第二，代表团内部的思想状况，似乎也并非铁板一块，存在着某种程度的僵化、猜忌，甚至是……眼红？

    ——

    老人仔细阅读后，并未像一些人预期的那样立刻震怒或做出处理决定，他只是平静地将报告放在一边，对前来汇报的纪律干部说了一句：

    “情况我知道了，我会考虑。”

    这话说得波澜不惊，却让下面的人摸不着头脑，也让暗地里期待赵振国受处分的人心里有些打鼓。

    老人让秘书把赵振国叫到了自己的房间。

    没有旁人在场，老人直截了当，将那份报告推到了赵振国面前，目光锐利地看着他：“振国，这个，你怎么看？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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